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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家国情怀 笃行报国之志——追忆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嗣瀛教授
时间: 2019-10-09

  每当校歌响起,张嗣瀛总是激情澎湃,斗志昂扬。“爱校、爱乡、爱国、爱人类,期终达于世界大同之目标。使命如此其重大,能不奋勉乎吾曹。”东北大学校歌,唱出了中国知识分子至深至诚的家国情怀和重道义、勇担当的社会责任,也唱出了张嗣瀛的一心中国梦。

  年少时,他徒步千里于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正青春,他婉拒苏联名师挽留执意回国任教;壮年时,他只争朝夕力求保持中国在国际控制领域的领跑姿态;老骥伏枥,他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倾注全部心血。厚植家国情怀,笃行报国之志。对张嗣瀛而言,这是知识分子的坚守,也是员的情怀。

  “张,你的工作做得很好,再接着做下去,再花上一年时间得出一些结果来,就可以做副博士论文答辩了。”“谢谢您的挽留!我不能延期,不能留在这里,我必须要按期回国,我的祖国需要我。”这段对线年夏天,张嗣瀛作为东北工学院选派优秀青年教师赴苏进修期满前。

  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张嗣瀛的青年时期历经了中国社会两大转折期—八年抗战和新中国诞生。他曾亲睹日军的暴虐、国民政府的无能和中国带领人民求解放、谋幸福、图发展的艰苦卓绝。少年时期,他拒绝学习日文,离家千里,追随中学苦读强识;初入大学,他积极投身“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为全国解放振臂高呼。学有所成、报效祖国是时代授予青年张嗣瀛的核心价值观。

  回忆起青少年求学时的坎坷经历,张嗣瀛动情地说:“这一段,对我这一生来说很触动,希望中国真能强起来,看到中国经受了那种年代,我们都很拼命,走过那一段路,让我什么路都敢自己走。”这份植根年少的赤诚,是他一生家国情深的底色。

  朴素执着的张嗣瀛一直用朴实的行动诠释着他的家国情怀。1950年11月11日,26岁的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在入党志愿书中,张嗣瀛庄重地写道:我认识的的社会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为实现这理想而奋斗是完全合理,完全正确的。因此,我虽然缺点很多,但大胆地请求加入组织,以使我得有更正确的方向。

  有了正确方向的指引,张嗣瀛的爱国之心便有了坚定的政治航向,他孜孜以求投身教学与科研。

  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中国百业待兴,急需建设人才,党中央决定有计划地向苏联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

  1957年11月17日,莫斯科大学礼堂。主席接见赴苏留学人员。演讲中,他深情地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这一幕深深地烙印在赴苏进修未满两个月的张嗣瀛心里。“当时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激动的,而且第一次见毛主席,第一次听他讲话,离那么近,看得清清楚楚的讲话,感觉这是一生忘记不了的影像。”张嗣瀛告诉记者。

  “搞科学研究真是挤时间来搞,当时我们去的时候给我们两年时间来搞,我们觉得非常珍贵呀,两年怎么也得当四年、五年来使才行,舍不得把这个时间花在别处去。舞会我们谁都没去,伏尔加河旅游大家谁都没去,都在那儿干活。我就拼命来做。拼命做最后,我差不多每个周末,能做一个成果,就给导师去看一看。”就这样,在莫斯科大学教授、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N.G.契塔耶夫(Chetaev)的指导下,张嗣瀛做出了一批科研成果,先后发表在前苏联科学院数学与力学学报(PMM)及国内《力学学报》《东北工学院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张嗣瀛的努力与天分赢得了导师的欣赏、信任和重视,进修期满前,他向这位来自中国的青年科学家发出了挽留的邀请。

  延期一年或者更长的进修时间对痴心学术的张嗣瀛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但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却是漫长的人才等待。

  “科学家都有良知的,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什么成就一个科学家,不是才智,是他的品格。他知道干什么?为什么这么干。良知也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这一辈子要取之社会,回报社会。”1959年夏末,带着这份坚定和执着,张嗣瀛与赴苏进修的同事如期回国。那时,一心回国的他不知道,这个看起来有点倔强的决定会为共和国的国防事业带来一次重大的突破。

  1984年10月1日,广场,建国35周年阅兵仪式,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装备最新、机械化程度最高的一次阅兵仪式。“红箭-73”作为我军新一代单兵反坦克武器,威风凛凛地行进在受阅方队中,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看到“红箭-73”,年届六旬的东北大学教师张嗣瀛热泪盈眶、激动无比。

  这一刻,距离张嗣瀛进入“红箭-73”项目攻关组,已经整整过去了十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苏军备竞赛升级,我军急需一种有效的单兵反坦克火器来强化军备能力。1973年,中央启动了反坦克导弹研制工作,仿制苏联AT-3型“萨格尔”反坦克导弹,定名为“红箭-73”反坦克导弹。1974年5月,“红箭-73”研制项目进入了关键阶段,辽宁省国防工办决定从高校调用科技人才参与攻关。

  “能参与一个国防项目,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耀,特别高兴,,什么都干不了了,让我到工厂去,我特别高兴,我完全可以投入干活了。员,总得有政治选择。”朴素的初心,赤诚的情怀透过漫长的岁月冲洗,依然清晰可见,那段艰苦卓越的岁月,在张嗣瀛的记忆中都是闪亮的日子。

  潜心解决“红箭-73”反坦克导弹因控制指令交叉耦合而不能中靶的关键问题,张嗣瀛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汗水。“张老师那个时候已经50多岁了,每天跟我们从沈阳最南端的东北工学院骑车到最北端的军工厂, 25公里,风雨无阻,冬天北风起的时候棉袄都湿透了,从不间断,一个项目做了3年。” 时任控制系统攻关小组骨干的张嗣瀛的学生兼助手王景才告诉记者。

  废寝忘食,全年无休,张嗣瀛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地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点。“搞仿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咱们国家就弄了几颗导弹来,想把它做出来,但是呢,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几颗导弹,没有图纸,没有技术,我们就自己摸索,反设计。成品做出来了,问题也随之出现了。每次打靶的时候都有偏差。打不准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张嗣瀛将射手的控制指令记录纸拿来认真仔细地研究、一条一条地琢磨。“最后我想出一个办法来:就是用这个脉冲条款控制指令的合成矢量的表示方法。找出这个方法之后,根据射手这个整个波段我都可以把控制力这一段的结果怎么样知道了,最后再看这个导弹飞行结果来对比,这样就找出差别来了。”张嗣瀛回忆道。寻龙诀有第二部吗?

  校正陀螺仪在导弹上的安装角,张嗣瀛得出的关键性结论,是对苏联经验的颠覆式改进,能实现吗?在严格的推导和计算的基础上,技术人员按照张嗣瀛给出的陀螺仪安装角校正方向和校正量进行了重新安装。

  “正式三千米打靶的时候,十发九中,达到这个成绩。”讲到这个令人振奋的成绩时张嗣瀛脸上洋溢的自豪与幸福的笑容深深感染了记者。

  1979年,“红箭-73”反坦克导弹定型并批量装备部队,填补了中国反坦克导弹装备的空白。而被仿制的苏联AT-3型“萨格尔”反坦克导弹是20世纪50年代初问世,1965年才开始装备前苏联摩托化空降部队。张嗣瀛和“红箭-73”攻关团队用6年时间完成了当时的军事强国苏联10多年才走完的科研攻关之路。

  面对成绩,张嗣瀛的想法很朴素很简单,他说:“我实际有效的工作这是第一个,而且是比较重要的工作(应该说),我觉得理论肯定有用的,而且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对知识分子来说最好的奖励是真正能用上,真正能为国家做点事。”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由于在“红箭-73”研制过程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张嗣瀛荣获了“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奖”称号。

  “现在我们是处在世界上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我们的控制学科能不能和这些东西相结合,我们来发展这个东西必须要首创。”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目标,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张嗣瀛总是充满了科研紧迫感。

  经过最优控制问题和对实际军工项目的研究与实践,张嗣瀛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方向—微分对策问题的研究。

  微分对策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美、苏军备竞赛军事理论研究的热点。“最优控制是单方面的,微分对策是双方面的,比如两个飞机作战,我想把你打中,你怎么不让我打中,而且你怎么反过来再打我。两方面的,微分对策,博弈,比最优控制又扩展了一步。”张嗣瀛解释道。

  对策理论零基础、国内文献零存储,张嗣瀛科研转向的背后是他领跑科研、科技强军的毅力与决心。在研究中他创造性地提出并论证了定性微分对策的极值性质,提出了定性极大值原理,使定量、定性两类问题统一在极值原理的基础上,并以此为核心提出一系列新概念、新方法,形成了完整的新体系。

  如何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军事战斗力?张嗣瀛与八机部、四机部、航天部等单位建立了协作项目,进行“飞行最优制导律”“基地布防拦截规律”“地空导弹拦截律”等实际问题的研究,得出了“空战格斗中的两个区域”“点捕获”“有限时间局部捕捉区”“碰撞避免”等可指导实际应用的结果。

  1987年张嗣瀛出版了《微分对策》一书,这是国内唯一一本关于微分对策理论的专著。当今世界最系统、最完备的大型学术性数学工具书《数学辞海》中收录的有关微分对策的30余个词条均出自《微分对策》一书。同年,张嗣瀛因其开展的“微分对策及定性极值原理的研究”荣获了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和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为了使微分对策的研究更适合于工业应用,张嗣瀛又扩展了研究范围,将微分对策的一个主要分支—非合作对策理论纳入研究方向。研究中首次提出了“惩罚量”等新概念和一系列相应的非线性策略及算法,将以往定性鼓励策略发展为定量鼓励策略,并在生产规划、能源配置、库存管理等方面获得应用。张嗣瀛也因此在1992年荣获了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成绩的背后,张嗣瀛想的是更远的未来:“应该说这个新还是跟在别人后边新,我说的就是汽车尾灯式的科学研究。挨着人提出来咱们就跟上去,这个是填补国内空白,这个不行,你比如说国家要赶超国际,你必须有原创型东西,你得提出方向来让别人跟着你走才行。”

  1997年,张嗣瀛因在控制科学与系统科学领域的突出贡献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我说院士没什么不一样,我还是继续做我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密切关注学术研究领域新动向的张嗣瀛又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复杂系统的研究。此时张嗣瀛已年届八十。

  “年方八十学习之,再干十年才九十。十年,我还可以做出许多事情。”面对全新的挑战,张嗣瀛依然壮志满怀。

  复杂性科学是一门崭新的科学,张嗣瀛以复杂控制系统的对称性及相似性结构为主攻方向,带领团队开始攻坚战。至20世纪末,这一研究方向取得了重要进展,不到10年间,团队在国内外期刊及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论文百余篇,对于非线性系统、组合大系统,这类结构可使系统得到多种形式的降维、化简,并对一系列控制问题得出简化的控制规律,进而扩展到复杂系统和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受到了国内外的重视。1995年“复杂控制系统对称性及相似性结构的研究”荣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择一事终一生。张嗣瀛的人生之路就是一条求学为国、学成报国的科研之路。“我的中国梦就是,国防我们强大起来,经济我们全面上去,现在看到中国发展了,我非常高兴,中国航母也上去了,大飞机也上去了,但是还不行,还要干,还希望中国再强大。我能做的东西我还接着做,探索一个新领域。我总希望能多活两年,再继续看中国的发展。”谈到未来,张嗣瀛这样告诉记者。

  沈阳、北平、西安、绵阳,1938年,这是一所抗日大学的流亡之路;济南、洛阳、西安、宝鸡、绵阳,1943年,这是一个18岁少年的求学之路。历史总是在相遇相知中向前。

  “我对东北大学是有极深感情的。从东北工学院成立,我就在这里任教。我很骄傲,我是一名东大人。”谈到东大情缘时张嗣瀛告诉记者。

  1951年,张嗣瀛随东北工学院抚顺分院正式并入东北工学院,任机械系讲师,主要讲授理论力学。“一个教师在高等学校讲一门课,绝不应该只是停留在教材这个水平、只局限在课本里进行教学,我所讲的这门课是一门科学知识,科学在发展,在不断进步,教师必须要提高自身水平,而且要比课本高。”张嗣瀛告诉记者。

  如何提高呢?张嗣瀛选择了从事科学研究,进一步探索力学中的运动物体稳定性问题。通过深入的自学,张嗣瀛尝试将曲线族的包络这一概念应用到控制系统稳定区域上,经过了艰苦的补习、刻苦的钻研,张嗣瀛证明了其存在性并推导出了包络表达式,这是他第一次独创性的研究,也是第一个科研成果。

  1957年,随着一批批著名科学家突破重重艰难险阻陆续从国外返回祖国,在钱学森、周培源等著名科学家的倡议和推动下,中国力学会成立了。张嗣瀛将自己的第一个研究结果写成论文,投稿力学会议并被大会接受。

  1957年2月,中国第一届力学会议在北京召开,控制系统方向,东北工学院是当之无愧的璀璨之星。“当初一般力学有五篇论文,咱们东北工学院占两篇。一篇是我的,再一篇就是谢绪恺老师的。”张嗣瀛告诉记者。会上,张嗣瀛宣读了他的第一篇论文。此时,力学学会理事长、中科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就坐在台下认真地听着这个年轻人的讲述。论文宣读结束时,张嗣瀛突发奇想提出:“包络把稳定区域包起来以后可能这就是一个最优的。”这时,钱学森问道:“你这个最优是什么概念?什么叫最优?学术问题是非常严谨的,必须严格定义。”正是钱学森的这次发问,促使张嗣瀛对最优控制理论产生了浓厚的探索欲望。

  在长期控制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张嗣瀛敏锐地发现学科建设是高校发展不变的主题:“学科建设是关键。一流学科建设重点是提高学科实力,打造学科高地,要做好规划、突出重点,使部分学科在较短时间内能够走在全国前列。”张嗣瀛瞄准国家需求与导向,及时规划学科发展与布局,为东北大学的学科发展、为中国控制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他奠定了创办了这个学科,他又培养了好多代人。张老师一直影响着控制学科发展的进程。”谈到张嗣瀛对控制学科的贡献时,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杨光红告诉记者。

  1985年,作为中国自动化学会常务理事的张嗣瀛在北京主持筹办了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的“建模、决策与对策(MDG)国际学术会议”,并任国家组织委员会主席。当时在国内组织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并不多见,这次国际会议在国内控制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东北工学院也派出了十几人的代表团参加了此次国际学术会议。

  会议结束后,在返程的火车上,张嗣瀛同随行的几位同事讨论起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问题。在十多个小时的旅途讨论中,张嗣瀛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创办一本学术杂志,为国内控制界的学术同行们再开辟一个学术交流的园地。1986年,张嗣瀛将这个想法付诸实践。他主持创办了自动化学科领域的综合性学术刊物《控制与决策》,并亲自出任主编。这是当时国内控制界仅有的四大学术刊物之一,对国内控制领域的学术研究工作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时任东北工学院自控系副主任的徐心和教授参与了《控制与决策》的筹办工作。“期刊的创办对学科对学校都是一个巨大的支撑,拓展了学术交流的平台,提升了学校知名度,扩大了学科的影响力。”徐心和回忆道。

  1986年《控制与决策》正式创刊。作为主编,张嗣瀛从一开始就要求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的稿件录取原则,向科研工作者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期刊一经出版,便得到了业界同行的广泛认可。经历三十余年的发展与壮大,如今,《控制与决策》传播与传承的不仅仅是学术前沿的理论成果,更是一种精神与气质。

  “张老师为我们传承了一种精神、一种规范,追求学术。我们的期刊,从来不登广告,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以及期刊的运作模式特别严谨。”杨光红告诉记者。

  1988年秋天,张嗣瀛提出了主办一个全国性大型学术会议的想法。借鉴美国IEEE决策与控制会议的模式,依托《控制与决策》杂志,每年定期举行一次,形成中国的“控制与决策”学术年会,定名为“中国控制与决策会议(Chinese Control and Decision Conference, CCDC)”。经过认线月在重庆大学召开。此后每年一次,控制届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交流学术思想,讨论学术问题,开风气之先,领时代之新。

  2007年,年会实现与国际接轨,得到美国IEEE控制系统学会支持,所有论文均进入IEEE Xplore Database,并被EI检索,年会水平规模得到大幅度提升。“(这是)一个大的飞跃,一个质的变化。全国性学报、国际性年会,国内只有我们东北大学做到了。”张嗣瀛告诉记者。

  2018年6月9日,第30届中国控制与决策会议在沈阳召开,九秩高龄的张嗣瀛到会致辞,细数了年会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从1988年第一届年会的80名会议代表、83篇学术论文到2018年第三十届年会的1100余位参会学者、1200余篇学术论文……数字承载的是中国控制学科的发展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而岁月承载的却是张嗣瀛行者恒远、滋兰树蕙的皓首丹心。

  “没有哪一个学校可以独立地办一个控制方面的国内杂志和办一个全国性的会议。这些都是张老师提出来的方案,然后张老师又带领一起贯彻实施。所以应该说在学科建设这方面,张老师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 徐心和告诉记者。

  “控制与决策会议与期刊都为东北工学院以及其后复名的东北大学的控制学科在学术研究领域和社会影响力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工程院院士柴天佑评价道。

  1999年7月5日—9日,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第14届世界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这是世界范围内最高级别的自动控制界学术会议,也是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的IFAC世界大会,对中国自动控制界是一件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事件。18年前,张嗣瀛从第8届IFAC大会归来时就曾经预言,十几年之后,IFAC世界大会将在中国举行。这一预言在世纪末的时候得以印证。

  “我不是判断,我是一种希望。IFAC世界大会在我国举行,证明了我国具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这对中国控制科学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我就希望,控制学科能够发展,能够发展得更好,队伍能够更壮大,成果能够更多,受到世界更多的瞩目。”张嗣瀛告诉记者。

  矢志不渝,桑榆未晚。耄耋之年的张嗣瀛仍然奋战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名硕士研究生。躬耕教学,醉心科研之外,还有他心之所系的控制学科的发展与建设。

  “坚持,要有毅力,不是一个人坚持而是一群人同行。控制学科30年的发展是东北大学控制学科几代人共同努力、共同坚持的结果。学科建设就是这样,是一项长期的事业,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我们要抓学科建设、抓人才培养、抓学术活动,形成一个浓厚的学术气氛,形成一片土壤,形成一种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

  张嗣瀛的书房里,有一张老书桌,漆面斑驳,横梁缺损。1981年,国务院批准东北工学院7个专业(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个专业(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1982年,张嗣瀛第一次指导研究生,他要求学生每周向他汇报学习和科研情况。学校资源有限,教师们没有独立办公桌,张嗣瀛就在家里辟出一个角落,放上一张简易办公桌,专门用来接待学生。

  谈到这张老书桌,张嗣瀛的女儿张晨告诉记者:“这张书桌是我们家的传家宝,记录也见证着我父亲近70年教书育人、笔耕不辍的辛勤与努力。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种鼓励与传承。”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写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人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道出了科研成就的取得,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在诸多偶然因素的背后,有一条亘古不变的必然定律,那就是对真理的不懈追求。

  “我自己做了副对联,循序渐进可登堂奥,涓涓不息而成江河。横批:毅力信心。用毅力用信心坚持下去,不断积累,不断来做。”谈到自己的科研信念,张嗣瀛告诉记者。

  张嗣瀛的身上有山东人固有的倔强,这种倔强不服输贯穿了他的科研生涯。“我觉得实际上科研就是尝试失败的过程,不可能说一下子就成功,总是在失败,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叫“trail and error”,英文直接翻译过来就是尝试失败,中文翻译过来是尝试成功,中国有句话失败是成功之母,人这一辈子就是和失败挫折斗争的。”

  上午10点,阳光照进东北大学信息学馆118办公室的窗户,照亮了93岁高龄仍伏案字斟句酌修改博士生毕业论文的张嗣瀛的满头白发。在他的身后,整整一面墙,摆满了学生的博士毕业论文。“培养学生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有良好的学习气氛,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有朴素的学风,一定要朴实,一定要扎实,一定要勤奋。”张嗣瀛告诉记者。

  作为教育和科技工作者,张嗣瀛思考更多的是如何能培养出科技创新能力更强的人才。1961年,为带动更多人从事科学研究、攻占世界科学高峰,张嗣瀛将在前苏联进修时的讨论班形式引入教研室,成立了东北工学院第一个个人发起、不受行政干预的科研活动组织—学术讨论班。“学术讨论班对学术成长、科研能力提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组织形式。”张嗣瀛告诉记者。

  学术讨论班流传着很多故事与传说,这些在学术研讨中求真求实、互帮互助、同向同行的故事在张门弟子中代代相传,采访中,在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井元伟教授滔滔不绝的讲述中,学术讨论班潜心科研,携手攻关的盛景清晰可见,张嗣瀛崇文重教、诲人不倦的身影温暖可亲:“张老师每周三主持学术讨论班,初期开学术讨论班的目的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些科研相关知识,包括基本理论、学术方法等。张老师非常卖力地组织学术讨论班。当时参加学术讨论班的老学长能力参差不齐,张老师特别做笔记,给这些老师讲,让他们看。”逐字逐句的翻译、深入浅出的批注、精准细致的画图,工工整整的抄写,井元伟向记者展示了他收藏的两本泛黄的厚厚笔记。那是1961—1963年间张嗣瀛为了能够方便讨论班同事阅读文献、了解运动稳定性基本理论而翻译注释的前苏联导师契塔耶夫的书籍译稿和备课笔记。

  信息学馆214室,据粗略统计,每年有300多场学术讨论班在这里举行。每周四上午组织学生参加学术讨论班是杨光红雷打不动的行程安排。“我刚读书的时候,张老师每周给我们开一次讨论班,在讨论班中有了提升。我自己招学生以后当然就一直坚持这样的讨论班,一周一次或者两次,我们所的其他老师也都开这样的讨论班,我们所的会议室没有一天是闲着的,你可以想象一年有多少场,学术讨论班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学术交流环境和氛围。”杨光红告诉记者。

  每周一次的学术讨论班,传承近60年的学术传统,极大调动了师生的积极性,促进了学术队伍的发展,一大批科研骨干和学术精英迅速成长起来。回想起先生对自己的教育和影响,学生们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他春风化雨的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在井元伟的收藏中,一封泛黄的信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是一封尘封了35年的信件。1983年,为了能够使最优控制理论与工程实际联系起来,张嗣瀛安排硕士研究生井元伟去鞍钢集团调研,这封信写于井元伟到鞍钢后的第一个月。“张老师在信中,除了对学习上、工作上的指导外,生活上的关心也细致入微。他特别写到,要注意穿衣吃饭,不要生病,五一期间可以回家一趟,这种关心与指导,让我心生温暖,记忆犹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井元伟依然动情、难忘。

  1984年7月,井元伟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张嗣瀛同他进行了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张老师告诫我,硕士毕业留校工作这仅仅是人生道路的开始,以后会遇到许多事情、许多问题,应该如何面对?一句话,那就是‘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教师是清贫的,科研是艰苦的,没有一点精神是坚持不下来的。要么就不干,干就干得好,要么就不做,做则取最优。”井元伟回忆道。

  什么是教育?雅思贝尔斯说:“教育的真谛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碰触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张嗣瀛就是摇动者、碰触者、唤醒者。在谈到恩师对自己的关怀与指引时,杨光红告诉记者:“年轻人的成长最关键的是在20多岁的时候能够遇见一个好的导师。遇见一个好的导师就奠定了你未来发展的基础。精神上的和事业上的提升和达成的结果是导师给我的。我如果没有遇到张老师,我就没有今天。” “张老师,给我的是一个生命,学术生命,使得我在学术上能够走到今天,我想,我还要接过他的衣钵,在我六十岁之后,我还要继续努力30年,争取到90岁的时候还能再写点什么。”井元伟告诉记者。

  一片丹心育桃李,张嗣瀛以“为祖国培养人才”为己任,从教70余年,培养出百余位博士、硕士研究生,先生所想均是国家需求,弟子们自然厚植家国情怀。如今,活跃在自动控制领域的张门弟子,许多已成长为国家“杰青”、学术带头人。

  站在讲台上的张嗣瀛是几代东大人青春记忆里最生动最质朴的留影,而如今在张嗣瀛的身后站立成长了一批批优秀的教师,他们,坚定执着、担当有为;为人师表,甘为人梯;无问西东,只求真理。“张老师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这个精神是什么?不能为眼前、为自己、为既得利益去想。不随波逐流,做正直的人。”井元伟说。“从张老师身上我能够体会到,你没有高尚的情操、远大的理想和追求,是做不出能够超越同时代的贡献的,我们极力地要做到这点。”杨光红谈到。

  爱是一面回音壁,付出总会有回应。对于张嗣瀛来说,从教70年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独当一面,为国奉献,超越自己,“我做了一辈子教书匠,我很满足,我的学生们正直、朴素、勤奋,兢兢业业踏实勤恳地在工作岗位上奉献付出,他们的成长成功是对我最好的回馈。”

  这,就是师者质朴的幸福与满足。这,就是学者无私的奉献与付出。这种燃烧自己、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温暖当下,烛照未来。

  为国,精忠赤诚,担当道义;为学,潜心钻研,精益求精;为师,呕心沥血,甘为人梯;孜孜弗倦登堂奥,涓涓不息成江河。张嗣瀛正在践行着对自己的期望:“人生最大价值,莫过于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最大限度地贡献给祖国与人类!为此我将努力到生命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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